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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朝为什么盛行写诗,与科举制度有关吗

说到唐朝的文化,很多人第一个想到的一定就是“唐诗”,我国古代历朝历代都有诗,然而却是唐诗最为出名,达到一个顶峰时期。唐诗的数量和质量,的确不是其他朝代所能比的,也出现了非常多的著名的诗人,那么为什么唐朝会出现如此多的诗?为什么会有那么多诗人写诗,他们写诗是否有什么好处或者目的呢?

唐朝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文化鼎盛的时期,其中最令人瞩目的成就就是诗歌,唐诗不仅是中国历史文化的一颗璀璨明珠,也对世界上多个国家和民族的文化发展产生了影响。

唐诗在汉魏六朝乐府诗的基础上,不仅扩展了五言、七言诗体形式的运用,还创造出了风格优美整齐的近体诗裁,这对格律音韵有着严格要求的新诗体,将中国的诗歌语言文化艺术,推到了一个历史上成熟的巅峰。

唐朝诗歌文化的鼎盛,离不开唐代无数优秀诗人的作品,但为什么中国上下几千年的历史,唯独唐代的诗人独领风骚呢?这与唐代的取士方法有关。

古代的取士方法,从先秦时期的“世官制”,到汉时的“察举制”,再到魏晋的“九品中正制”,至隋唐,“九品中正”的取士方法已不太适合统治的需求,于是隋文帝杨坚首创“分科举人”,到杨广时期,科举取士制度正式成为国策,隋灭后,唐朝沿用了隋的科举制,并在隋的基础上进行了完善,以进士科为重,明经科次之。

“进士及第”是当时读书人最大的荣耀,无数的读书人寒窗十年,就只是为了一朝“及第”,一来可以光耀门楣,二来一展胸中抱负或解决生活困顿的问题,而唐朝时,进士科主要考的就是诗赋,所以唐朝科举也有“诗赋取士”之说。基于这个原因,唐朝诗风的盛行就不难理解了,如《资治通鉴·唐代宗广德元年》中载:“考文者以声病为是非。”“声病”,就是诗歌韵律上的毛病。所以在唐代,往往有诸多“白首穷诗”的读书人,一生究诗研赋,只为考上个进士,这倒让很多杰出的诗歌作品,在这蹉跎的岁月里,被创作了出来。

唐时的考进士,比之明经科,难度可是为历朝之最,所以也有“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的说法,唐朝的大文豪韩愈,就曾多次不第,甚至连“诗圣“杜甫,在考时也是名落孙山,可见难度之高。除了两位外,更有无数才学出众的唐代才子纷纷落榜,这也是为什么留存的唐诗作中多存郁郁之意的原因了。

唐时科举难考的问题主要还是出自科举制度上,唐朝的科举并没有采取“糊名“制,士子考试前可以公开推举,谓之“通榜”。而考进士的士子,往往会将自己的作品递呈给朝中有声望的人看,称为“温卷”,像韩愈,在科举期间就曾多次给宰相上书自荐,考官会根据考生的社会名望和才德作为取士时的参考。

这样的科举制度,让许多出身不好,或名声不显的读书人,科举之路异常坎坷,如杜甫,虽然身后获得诺大的名声,但在当时却是名声不显,所以导致仕途不顺,一生穷困潦倒,连儿子都被饿死。而杜甫的诗作,虽然多发忧国伤民之情,但骨子里散发而出的,主要还是自身难展一身抱负,以图回报国家之心罢了。

再如唐诗《己亥岁二首》的作者曹松,一生研诗备考,却无一中第,直到71岁高龄,碰上了皇帝心情不错,才下旨选拨一些出身贫寒,参加过多次科举没有考中的考生,特赐“恩榜”,才最终成为了进士。当时同榜的五人中有二人已经超过了七十岁,剩下的三人也都过了六十岁,于是这次的放榜就被时人称为“五老榜”。

“五老榜”谓之当时的佳话,但实际上,这更像一种讽刺,曹松当年被授校书郎,后迁任秘书省正字,但如此风烛残年,那堪劳累,及第次年曹松便逝去。

曹松在唐代无数杰出的诗人中名气并不算显赫,但他在科举路上蹉跎一生所作的《己亥岁二首》,却是唐诗中的杰作,如“凭君莫话封侯事,一将功成万骨枯。”更是千古名句。曹松一生都在科举路上蹉跎流浪,因生活在底层,也见多了穷苦百姓的苦难,再加上屡考不第,心中自然难免存有怨愤,“凭君莫话封侯事”是讽刺当时的镇海节度使高骈的诗句,高骈因镇压黄巢有功,被封渤海郡王,在曹松眼里,高骈之流不过是“功在杀人多”而已,就像“一将功成万骨枯”中深深流露出来的厌恶和愤恨。

唐朝的诗风因科举而鼎盛,又因环境而变化,所以盛唐诗歌多是意气风发之作,而中晚唐诗歌,因为战乱和朝政的腐败,往往胸怀抱负的有志之士,却不得所用,一生流浪坎坷,因而诗歌的表现变得内敛沉郁,多有愤怒讥讽之作或显露厌世归隐之心,正如晚唐著名诗人韦庄,从“平生志业匡尧舜”,到后来的“又拟沧浪学钓翁。”这是大多数晚唐诗人政治理想破灭后的真实写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