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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骂死的明朝:万历皇帝被言官们逼得“罢工”第1页

这以后,给万历皇帝上书进行无端谩骂的官员更是络绎不绝,对这种群狼式的围攻、暴风雨式的谩骂,皇帝没了脾气,只能装聋子不理睬。雒于仁还有一个革职的处分,后来者,则干脆什么处分都没有。万历皇帝选择了沉默,选择了躲避,选择了“六不做”,任由他们去骂吧。

明朝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颇讲言论自由的封建王朝。明朝推行言官制度,大臣们可以放开了提意见,上至国家大事,下至后宫琐事,只要你有想法,可以尽管说来,不要害怕得罪皇帝。明代再残暴的君主也不愿背上“昏君”、“杀谏官”的骂名,实在气极了,最多也只是“廷杖”,在言官的屁股上狠狠地打一顿而已。

正因如此,明代言官普遍的作风是,立论唯恐不偏激,言辞唯恐不夸张,往往凭借着捕风捉影、小道消息,就极尽耸人听闻之能事。关心的并非所论是否属实,而是能否凭借刻薄的言辞哗众取宠,一举成名。通过骂皇帝、骂重臣来证明自己存在的价值,以捞取政治资本。

看看明朝的名臣,哪一个没有被这些言官“骂”过,如海瑞、杨涟、左光斗、张璁、夏言、徐阶、高拱、张居正、申时行等等,大明帝国如果没有他们,真不知道还能不能正常运转。

这些言官骂别人,同时也不断地被人骂。给人“挑刺儿”是最容易的事情,再完美的人,也能挑出个毛病,陈谷子烂芝麻的事,七大姑八大姨家的事,总能和你联系在一起。你在位时骂你,罢官后还要骂你,活着骂你,死了还要骂你,好像不把你搞臭,就显不出这些言官的水平。

崇祯时期,明朝危机重重,明代的最后一根救命稻草袁崇焕照样被“骂”,直至被凌迟处死后,骂声还在继续。清军入关后,南明小王朝还有几十万军队,还有半壁江山,但那些言官不是专心对付来势汹汹的敌人,还在继续“骂”,继续“内讧”,到了这个程度,明朝只有灭亡的份了。

明亡于万历皇帝的说法由来已久。大家之所以有此观点,缘于万历皇帝30年怠政,表现有所谓的六不做,就是“不郊、不庙、不朝、不见、不批、不讲”。万历执政前10年,是明朝一个辉煌的瞬间,文治武功都十分出色,万历为何突然要“六不做”呢?也是被言官骂成这样子的。

敢于骂皇上,直接骂,毫不留情地骂,在中国历史上以明朝最为突出。大理寺左评事雒于仁上《酒色财气四箴疏》,几乎就是对万历皇帝指着鼻子破口大骂,把万历皇帝描绘成一个好色、贪婪、残暴、昏庸、无能、懒惰……总而言之五毒俱全的、一无是处的皇帝。在我们看来,这不是进谏,简直就是人身攻击、诽谤侵犯名誉。但万历皇帝最后给他的处分不过是革职为民。

这以后,给万历皇帝上书进行无端谩骂的官员更是络绎不绝,对这种群狼式的围攻、暴风雨式的谩骂,皇帝没了脾气,只能装聋子不理睬。雒于仁还有一个革职的处分,后来者,则干脆什么处分都没有。万历皇帝选择了沉默,选择了躲避,选择了“六不做”,任由他们去骂吧。

孔子曰:“苛政猛于虎。”在明朝,这些文官“骂声猛于虎”。皇帝尚且如此忍让,何况那些舞刀弄枪的武将?能干的人都给骂下台,大明朝靠什么来支撑?

勇于进谏、尽人臣之责本是件好事,但无端地放纵,奖罚不明,逐步扭曲了言官进谏的本意,最终反倒严重干扰了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行。这也许值得我们借鉴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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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对她首都遗址的考古调查我们得知,她的城市中有基督教、伊斯兰教和佛教建筑,可能也有儒教和道教的机构和神职人员。这么多不同的宗教和语言共存于一个小城市,说明了这是一个各种文化兼收并蓄的世界性都会,而这正是蒙古帝国的显著标志。

征服一个帝国很难,统治一个帝国更难。对于蒙古人来说,这项任务尤其具有挑战性,因为他们刚建国二十多年,有书面语言还不到两年。他们不能像依赖商人经营的商业系统那样,仅仅依赖某一部分人来管理如此庞大的帝国。穆斯林管理者采用的规则和汉人多有不同,二者又都不同于基督徒。在市场上人们可以创造性地把不同文化的商品结合在一起:中国生产的丝绸袍子、从波斯来的锦缎腰带、西伯利亚貂皮领子、印度孔雀羽毛、威尼斯珠子以及来自阿富汗的绿松石等。但是,政府系统、行政运作以及法律等,就不能这么容易地分头选取,加以组合了。穆斯林法源于《古兰经》,只能用阿拉伯语宣读,而且依赖于以穆罕默德的游历为基础的历法,因此,要采用他们的管理体系,需要接受一种完全不同的语言和宗教。同样,中国的管理系统也不能脱离中国的书面语言和历法。政府系统远比市场复杂,各部分互相联系得也更密切。

既然不能简单地采用现有的系统,蒙古人不得不发明一种新的系统。由于男人一直忙于战争,这项任务主要是由统治着丝绸之路沿线各王国的蒙古女人完成的。作为蒙古人中老资格的女王和蒙古帝国最大部分的统治者,阿剌海主持建立了一个政府。要做到这一点,首先要求她学会阅读和写字。她在哪里学的,怎么学的,我们不得而知。一个由中国南方宋朝宫廷派出的特使汇编了他访问蒙古的广泛报道,他写道,阿剌海不仅具有初级文化程度,她每天还要花很多时间阅读。他甚至具体说明她很喜欢宗教经文,但他没有说明是哪种宗教。据宋朝特使报道,她对药有特别研究。她还在她统治的地区建立了医疗设施。

从对她首都遗址的考古调查我们得知,她的城市中有基督教、伊斯兰教和佛教建筑,可能也有儒教和道教的机构和神职人员。这么多不同的宗教和语言共存于一个小城市,说明了这是一个各种文化兼收并蓄的世界性都会,而这正是蒙古帝国的显著标志。蒙古人没有统一的宗教,也没有试图把自己的宗教强加给他们的臣民,相反,他们鼓励所有宗教蓬勃发展。蒙古人,比如阿剌海,往往从不同的宗教思想、物件和习惯中挑选最适合他们个人口味的,正如他们选择最合乎他们口味的当地食物一样。这种满足个人偏好的权利不仅女王独有,也是每一个蒙古人都享有的。

阿剌海别吉塑造了一个强大的蒙古国际主义模式。作为她的家庭和国家第一个统治定居文明的成员,她发明的文化和组织模式成为蒙古帝国的模式。她的首都的模式,后来被窝阔台汗建在蒙古的首都哈剌和林所仿效,然后被忽必烈汗建在内蒙古的上都(在西方一般称做世外桃源)所仿效,最后这种模式也应用在了忽必烈汗的首都汗八里,中国人称之为大都,即后来的北京。

成吉思汗征服了中国北方,女真金朝向他屈服,但后来他们逃到了更远的南方,于是北方落入了蒙古人之手,而女真则成了蒙古和南宋之间的一个缓冲区。成吉思汗一直希望,女真作为他的新属国,可以继续管理中国北方,因此,当女真人逃往南方,把北方留给成吉思汗来控制时,他便没有一个政府来管理这片土地。他不能留在中国,也没有治理这个国家的意愿。于是他向他的女儿阿剌海求助。阿剌海已经是戈壁以南除了她父亲以外权力最大的蒙古人了。当成吉思汗在1215年撤回蒙古时,他就把蒙古在中国的领土交给她管理。成吉思汗把蒙古驻军的统帅权交给了札剌亦儿家族的木华黎将军,他军队的大多数战士都来自札剌亦儿家族,长期以来他们一直是孛儿只斤家族忠诚的追随者。但实际统治者则是阿剌海。

由于成吉思汗把精力越来越多地投入大规模入侵中亚穆斯林领土的计划中,难以兼顾中国北部的事务,于是便越来越依赖阿剌海,而阿剌海已经证明了自己的能力。她能够独立行事,不管离开自己父亲的移动宫廷多么遥远,她所做的一切都是为着整个蒙古帝国最大的利益。成吉思汗明白自己将离开多年,于是把治理已征服土地的责任交在了两个人的手中。他把控制漠北蒙古高原土地的责任交给了他最小的弟弟铁木格?斡惕赤斤,而把漠南新征服的土地交给了他的女儿阿剌海别吉控制,并赐给她监国公主的头衔。她的权力扩大了,原来只统治位于今内蒙古只有一万余成员的汪古部,而现在她将统治中国北方地区数千万人民。

阿剌海定期派遣部队帮助在汉族地区和中亚作战的父亲。其中从汉族地区派去的部队包括医疗人员,他们把中医的声誉传播到了穆斯林世界和西方。

通过把他的三个女儿安插在丝绸之路沿线为女王,成吉思汗控制了当地的领土以及中国与穆斯林国家之间脆弱的商业联系。随着在1219年入侵中亚,成吉思汗开始了一个新阶段,不只是控制贸易联系,而且把它深入扩展到中东的制造业中心。正如他征服中国北方开始了接管当地制造业的过程一样,他的军队也把目标对准了穆斯林世界的工艺中心,从而把蒙古统治一直扩展到丝绸之路的两个主要终点站。

在成吉思汗的整个职业生涯中,他的儿子所扮演的角色始终相当有限,没有什么长进,而他的女儿则相反。随着她们的成熟和阅历不断增加,她们的作用也越来越大。征服的国家越来越多,形式多样,生态环境各异,不断对蒙古人提出新的军事和行政管理方面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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