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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的做官哲学:要维新首先要自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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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

在南京白下区四条巷一个不起眼的路口,孤零零站着一栋破旧的老房子,在它的周围,是烧鸡店、水果摊、玻璃铺……再过去,是一个小型的垃圾中转站。老宅一侧临街,墙上用浆糊贴着一张毛笔字的纸条:危墙小心。

这是一处文物保护建筑,青石板上写得明白:李公祠。李公,李鸿章是也。这处祠堂的主人身份尴尬——对于这样一个中国近代史上臧否有之毁誉参半的角色,地方政府似乎委实拿不定主意到底应不应该给他的宗祠下拨修缮经费。

与李鸿章宗祠的冷清形成对比,《李鸿章与晚清四十年》一书比自己任何一部历史专著都更加好卖,这让作者雷颐有点吃惊。

书的缘起,不过是朋友的一句戏言。“我写晚清政治分析的文章,经常引用奏折,有朋友说,你干脆拿这些奏折来做点文章算了。”于是雷颐花了近两年的时间专门研读各种奏折,这一读之下,大有趣味,一些以前被忽略掉的小细节浮出纸面。奏折是地方官员和封建王朝之间下情上达的最直接途径,奏折的内容以及写奏折的技巧,都折射出晚清政局的深层内核。

舟大而水小的悲剧

记者:据说毛主席对李鸿章有这样一句评价,“吾观李合肥……舟大而水小也。”你怎么看?

雷颐:不管是谁说的,这都是一句很贴切的比喻。舟大而水小,作为一个改革家,他所处的时代能给他提供的舞台已经败落,动几下要搁浅。我想揭示的,正是李鸿章与那个衰朽的王朝之间的关系。他想尽自己的努力,去挽救一个风雨飘摇、衰朽不堪的王朝,但是一直受封建传统制约的他,又不可能跳出来站到另外一个队伍中,这是他个人的局限性,同时也是他个人悲剧之所在。

记者:书中有一章《铁路贵姓?》,让人联想起中国改革开放之初那场“姓社姓资”的大讨论,这中间是不是也有一点借历史故事对当下现实发言的意味?

雷颐:是。洋务运动还谈不上什么体制改革,只是引进对统治者最有好处的一些器物,都遇到那么多的阻力,在今天难以想象的阻力。比如修电路、架电报线。晚清时西北有俄国在新疆伊犁不断惹事,东边有日本不断入侵,电线对于战事的信息传递最有好处的。但是清朝大批官员把电线跟忠不忠、孝不孝联系在一起:为什么电线外国可以用中国人不可以用?因为中国人崇拜祖先,电线埋在地下,电流通过会惊动祖坟,让祖先的亡灵不得安宁,是为不孝,不孝就不可能忠。中国人一直有这个传统,什么东西来,先要站个队,姓“社”还是姓“资”?“铁路贵姓?”先要问个姓什么,把技术层面的东西都上升到道德和意识形态的高度。引进西方技术就是背叛祖宗,背叛中国传统文化。引进“狄夷”的东西就会导致中国传统文化的崩溃——“溃夷夏之防”,认为狄夷和华夏之间有一道文化的防线,“溃防”就是破坏了文化安全。

今天,这种观念和思维方式在一些人脑子里依然存在,这是中国近代的习惯性的思维传统。牛仔裤在中国很长一段时间内是不能穿的,因为牛仔裤跟资产阶级是联系在一起的,包括披肩发。这套思维现在逐渐在淡化,毕竟是文明了、进步了,但进步来之不易。

记者:你说晚清曾有过政治体制改革,并走上民主宪政的机会,但是每次都被它放弃了。就你分析,这机会出现过几次?

雷颐:戊戌维新是一次,后来的1905年的新政又是一次。但是它一次次地错过,一次次地放弃了机会,它总是在下一步才做上一步应该做的事情,总是应该做它不做,等到被打了它才做。不搞政治体制改革实际上危及的是它的王朝本身。

拿海军衙门来说,在有了近代海军以后,一定要有一个海军司令部。但是清政府就是不肯成立,他认为引进军舰已经是一种让步了,你要成立海军司令部,这就是政治组织架构上的变动了,破坏了中国吏户礼兵刑工的传统架构,你连组织结构上都要学西方了吗?其实日本的明治维新,首先设立的就是海军大臣、海军衙门,在这一点上李鸿章跟左宗棠意见一致,都认为中国应该设海军衙门。建立海军衙门实际上是把海军的权力集中到中央来,就这样清政府都不愿意。当时中国仅有的几支海军:北洋水师、南洋水师、福建水师都是地方官建的,地方官员在意志和利益上又难以统一,实际打仗的时候,没有统一的指挥,很难彼此协调配合。等到1885年福建海战,马尾水师被法军彻底打败,李和左分别上奏折,清政府这时候才勉强同意设立海军衙门——它总是要到吃了大亏以后再作政治体制上的让步,而这时候往往已经晚了。

跟对人的官场文化

记者:对你来说,解读奏折最有意思的地方就是通过细节发现一些深层次的、大的东西。

雷颐:我这次通读奏折,发现很多这样有趣的东西。慈禧60大寿,用海军军费修颐和园,慈禧那么大权威,她从哪里都可以弄到这笔钱,为什么她非要动用海军军费?正好我读到1891年李鸿章给海军衙门的一封信,在这封信里找到了答案。这封信叫《谈路灯新事并催拨路款》。慈禧这个人很讲享受,她以保守著称,反对革新,但是当时国际上最先进的奢侈品,她都有,颐和园的电灯,都是德国最先进的电灯,由北洋大臣李鸿章负责进口,于是这封信里前面都是说如何找了个德国专家,电灯该如何安装……信的最后才提到,主张中国修铁路,打通山海关,修从东北到沈阳的一条战略铁路。从这个细节,就可以看出清政府政治的腐败——先得把老佛爷哄高兴了,最后才能提几句,修路缺多少钱,能不能赶紧拨过来?你要找档案,你根本找不到慈禧动用海军军费的任何书面的白纸黑字的证据,只有海军衙门给打的一个报告,里面说我们现在要训练海军,要在北京挖一个湖来训练海军,修昆明湖,其实就是给慈禧修园。用昆明湖来操练现代海军,这不是一个笑话吗?这就反映出中国政治的一个传统。我们都知道,外国的国会辩论最激烈的就是财政预算,钱怎么用。统治者应该从中吸取教训,慈禧以为自己是天下的最高统治者,钱想怎么花就怎么花,当统治者开始随便乱花钱的时候,最后受损的还是他自己。

记者:李鸿章跟维新派之间的关系是怎样的?据说李常常在私下里维护康有为等人,他本人内心深处对维新是什么态度?

雷颐:内心深处他是支持维新的,当然他作为一个老谋深算的老官僚,他在能力范围内尽可能地去做一些事情,但是有些事情他深知突破不了。这就是为什么他对康有为等维新派都抱有一种同情,甚至私下里帮他们传过话,荣禄跟慈禧的对话,他私下里传授给康有为;抓维新派的时候,他对其中一些小官员采取了保护措施。

慈禧对维新派进行彻底清算的时候,很多人揭发,说李鸿章实际上是“康党”。慈禧知道李鸿章内心同情康有为,也想趁机敲打敲打他,就拿着别人揭发他的信给他看——有人说你是“康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