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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语堂把黄段子入书 鲁迅不该批他“无聊”?

鲁迅批评林先生的《论语》“小骂大帮忙”,说他的小品文“无聊”,是否言过其实,有这两个例子也就可见一斑。

鲁迅批评林先生的《论语》“小骂大帮忙”,说他的小品文“无聊”,是否言过其实,有这两个例子也就可见一斑。后一则,与时下流行的“黄段子”已是不遑多让了。

大陆文学史曾将林语堂先生彻底遗忘。如今算是有了某种补偿。对此我亦甚为欣慰。问题是一些好事者,将林先生的被遗忘,归罪于鲁迅,拿来做鲁迅气量小、不容人、好骂好斗的证据,未免有失公允。

我不禁想说,今日的好事者,根本不懂得民国时期中国知识分子,不懂得那个大时代,及生活其中的知识分子的坦荡襟怀和真性情,不懂得人与人的关系的复杂微妙……

林语堂先生这些年着实红火了一把。各种单行本、文集竞相出版,小说还一再搬上荧屏。对于这位曾因办小品文杂志《论语》红了半边天的现代作家,大陆文学史曾将他彻底遗忘。如今算是有了某种补偿。对此我亦甚为欣慰。问题是一些好事者,将林先生的被遗忘,归罪于鲁迅,拿来做鲁迅气量小、不容人、好骂好斗的证据,未免有失公允。

家父曾藏有厚厚几大本《论语》合订本的。我少年时也曾翻看过。居所几经搬迁,现在早已不知了去向。仅凭记忆,说两个林先生的“幽默”。其一,某年某月某日,国民党中央召开常委会。一位元老级大人物,一生不敢乘坐飞机,又怕延误与会时间,于是将他的拐杖送上飞机,并向大会发去电报:“请以手杖代之。”其二,某财东为人吝啬,欲求某名士的诗作,又不想花大钱,心生一计,聊备薄酒,请名士来家中小饮,伺机提出索诗。名士心中不悦。正好财东的小娘子出来敬酒,名士眼睛一亮,见小娘子秀色可餐,便来了灵感,当即以手头的筷子为题,吟诗一首:“尔家娘子好身材,捏着腰儿两脚开。若要当中滋味好,还需伸出舌头来。”让财东和他的小妾闹了个脸红。

鲁迅批评林先生的《论语》“小骂大帮忙”,说他的小品文“无聊”,是否言过其实,有这两个例子也就可见一斑。后一则,与时下流行的“黄段子”已是不遑多让了。

我查阅过《鲁迅全集》十卷本,约有五十篇文章提及林语堂先生的某些事情:有正面的;有治学问方面的;指名道姓的批评,约占三分之二。从中我竟看不出鲁迅先生的“好骂好斗”,大多针对《论语》的规避严峻现实,据理陈词,明辨是非而已。须知,林语堂创办《论语》力倡“幽默”之日,正当军阀政权和国民党一党专制黑暗、国难深重之时。以鲁迅自由主义的信仰、文化批判者的原则立场,对语堂先生和他的《论语》保持沉默,反倒是不可理喻的事情了。

那么,鲁迅对曾经是朋友的林先生,还做了哪些从批评文章看不出来的、却又能体现鲁迅为人之道的事情呢?查鲁迅书信,先生在1934年8月13日在致曹聚仁的信中说:“语堂是我的老朋友,我应以朋友待之,当《人间世》还未出世,《论语》已很无聊时,曾经竭了我的诚意,写一封信,劝他放弃这玩意儿,我并不主张他去革命,拼死,只劝他译些英国文学名作,以他的英文程度,不但译本于今有用,在将来恐怕也有用的。他回我的信是说,这些事等他老了再说。这时我才悟到我的意见,在语堂看来是暮气,但我至今还自信是良言,要他于中国有益,要他在中国存留,并非要他消灭。他能更急进,那当然很好,但我看是决不会的,我决不出难题给别人做。”

林语堂的英文好,故鲁迅劝林语堂译些英国文学名作。文人也要吃饭的,鲁迅何尝不懂?鲁迅先生并没有要求林先生像他那样去孤军作战,“革命,拼死”。由此看来,鲁迅的哲学倒是与法国作家加缪一致而大不同于“法国革命哲学”的。只提醒林先生,混饭吃的办法还可以有别样选择。先生“曾经竭了我的诚意”,先生“至今还自信是良言,要他于中国有益,要他在中国存留,并非要他消灭”,鲁迅对朋友的林语堂先生,可谓体谅深切,一片至诚,至今读来,仍是感人肺腑。古人有“诤友”之说,鲁迅是身体力行的。

1936年2月21日,另有致曹聚仁书信一通:“自己年纪大了,但也曾年青过,所以明白青年的不顾前后激烈的热情,也了解中年的怀着同情,却又不能不有所顾虑的苦心孤诣。现在的许多论客,多说我会发脾气,其实我觉得自己倒是从来没有因为一点小事情,就成友或成仇的人。我不少几十年的老朋友,要点就在彼此略小节而取其大。”

鲁迅先生之“彼此略小节而取其大”,正是他的原则与宽容兼而有之的处世为人之道。